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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TikTok

特朗普胜选后TikTok在美走势预判

王英良:未来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可能会让TikTok疲于应付。打击和削弱TikTok可能成为特朗普向中国直接投资和中国政府发出的新信号。

当前,特朗普获得胜选,并积极组建内阁团队。整体看,特朗普政府政策走向激进,一系列“政治泡沫”会由特朗普及新政府捅破。在国内,特朗普及其团队会对拜登政府的诸多议程进行“否决”和“政府再造”。在国际层面,需要展开并扩大与中国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目标是弱化中国在海外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挤压中国在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利益,重新定义中美在全球的竞争与合作。总体看,在特朗普新任期内,中美战略竞争会强化,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执政策略会走向激进甚至多具“颠覆性”,其对外政策也会表现出以“美国优先”到扩大为塑造美国在区域与全球对华竞争优势,同时寻求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重新定位美国的领导权。

在直接投资议题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投资流量上崛起于奥巴马时期,衰落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目前,中国头部企业基本已完成对美直接投资,在美投资存量近1000亿美元。在中国对美主要以制造、金融、地产为主要存量投资门类的背景下,TikTok事实上已成为中企对美服务业领域最大的投资。

TikTok在美国的起家,实际看是经过较为周密的商业谋划与布局。2017年11月,TikTok所有方字节跳动技术有限公司(ByteDance)以10亿美元收购“假唱视频”(Lip-sync VideosMusical.ly)。 2018年8月,Musical.ly与TikTok合并,新产品依然使用“TikTok”之名,该App主打娱乐小视频,依靠打赏分红和广告、金融等载体实现盈利并迅速地展开市场扩张。通过金融以及实际的利益共享,字节跳动与美国投资者实现了利益共享并构造了紧密的相互依赖。TikTok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和科技型企业,其主打娱乐产品、创新产品和盈利模式,使消费者表现出对产品的较大依赖。TikTok在美市场份额是目前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未能比肩的。

特朗普执政后,中国高科技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制裁打击的对象。《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了CFIUS的权力,约束范围涵盖技术、基础设施、敏感个人数据等方面。根据法案,当互联网公司持有“敏感个人数据”超过100万用户,且数据可用于分析或确定“个人的财务状况”或与“身体、精神、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等相关内容时,政府可以选择介入调查。TikTok在数据领域与美国联邦与州政府的冲突一直持续,并成为美国推动TikTok“安全化”的重要缘由。当然,在社会层面,TikTok一度引发反弹,比如2019年10月,数百名国际用户在TikTok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对TikTok进行集体诉讼,指责TikTok擅自收集用户信息,该诉讼额超过500万美元,而类似的索赔与诉讼基本没有中断过。

特朗普对中国实施选择性的“挂钩”和在关键领域“脱钩”,反映了其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逻辑”。 2020年8月,特朗普连续颁布了针对TikTok的两个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90天之内(即11月12日之前)剥离在美业务;另一项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在美国的资产以及在美国收集的任何数据。TikTok依仗其强大的财力和法务团队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积极以司法手段进行起诉。8月中旬,TikTok起诉美国政府,指控特朗普在行使紧急经济权力法发布行政命令、封禁TikTok在美国的运营违反“程序正当”,由此开始挑战特朗普的政治权威。当然,TikTok加紧政治谈判与游说,做好被强制收购和退出美国市场的最坏打算。TikTok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中国政府及时介入这一过程,以国内立法明确规定TikTok不得擅自出售带有大数据以及核心算法等技术的产品。在司法层面,由于特朗普主要基于“理论上”的威胁假设,难以拿出实质性涉及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向中国政府转移“敏感数据”的证据,所以中区法院最终判决联邦政府败诉。

这一判决激化了美国司法部/商务部与加州法院的矛盾。2020年12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尔•尼科尔斯(Carl Nichols)做出裁决,暂缓实施商务部针对TikTok的技术交易禁令。面对TikTok的存续危机,中国政府及时介入冲突,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博弈模式。TikTok勇于起诉,利用的正是美国联邦与州司法的差异,利用了各行为体对“合法性认同”上的差异,结果是TikTok不仅没有退出美国市场,还进一步拓展了市场,增加了盈利,这严重地打击了特朗普政治权威。2021年,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在任时期签署的即将生效的限制TikTok的行政令,由此TikTok发展最大的政治风险得以解除。

马尔科•卢比奥(Macro Rubio)目前被特朗普委以国务卿这一内阁最高职位,这一职务具有十足的经济外交职能,而卢比奥是反TikTok的核心人物。2019年10月卢比奥要求CFIUS调查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一案,他认为收购案是中国政府利用抖音实施政治审查,且审查政策由北京总部决定。卢比奥认为TikTok是中国政府对美国进行情报收集的工具,是中国政府进行信息侦查与过滤的渠道,会“损害”美国民众的信息安全。在一封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乌努钦(Steven Mnuchin)的声明中,卢比奥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抖音加强对敏感内容的审查,有证据显示抖音正在美国过滤与中国政府观点不同的内容。中国在利用这些软件拓展其外交政策空间,并在全球压迫言论自由以及其他美国人珍惜的权利”。TikTok代表在回应卢比奥的信中声明,中国政府不要求对内容进行审查,也没有管辖权,因为该公司不在当地运营。。

TikTok遭受到的指责和攻讦是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企业中所罕见的。2019年10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D-NY)和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 R-AR)致函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对TikTok数据采集提出质疑,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对TikTok展开调查,查证TikTok是否配合中国政府的需要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送回中国,并认为TikTok可能成为外国对美输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舒默和科顿两位议员坚称,“TikTok在美国的下载量已超过1.1亿次,是不能忽视的潜在反情报威胁并要求情报部门对TikTok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并及时通报国会。”他们的担忧还包括平台数据的安全性、潜在的审查制度,甚至担忧TikTok会被用于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2019年11月,美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国家安全审查,重新审查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的交易。

2019年11月,美国陆军使用TikTok进行征兵并取得了良好反响。然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致信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Ryan McCarthy),表达对军队使用TikTok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的警告。舒默表示:“国家安全专家已就抖音在收集和处理用户数据方面的做法提出顾虑,这些数据包括个人信息、使用地点、习惯等内容。中国安全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和政府以及情报部门合作,这构成了风险”。2019年12月,美国海军以网络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配发的移动设备上安装TikTok。海军在面向军方人员的一个Facebook网页上发布公告称,不卸载TikTok的军方人员将被禁止访问军方内网。陆军在2019年12月已经禁止士兵下载使用TikTok,国防部要求员工删除 TikTok以防止个人信息被曝光,进而对国防造成损害。 目前,美国联邦机构已经明确禁止使用TikTok运用程序。

由于TikTok在美国受众群体庞大(目前是1.205亿人使用),美国监管部门越来越担心TikTok是北京安排的进行大规模监视的“特洛伊木马”。美方认为TikTok有助于中国获取美国民众的个人信息,从而利于中国追踪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位置,建立特定的信息实施“勒索”和“企业间谍”活动。红迪网(Reddi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霍夫曼(Steve Huffman)在2020年2月公开指出,TikTok从根本上讲是个“寄生型”的间谍软件。不仅如此,TikTok还被认为是中国软实力的输出手段,是中美科技战的新武器。在当时,有相当多的两党议员以及州和联邦政府政治精英认为TikToK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中国进行对外信息收集的工具。简单而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不认为TikToK是一款纯粹民用的APP,而是中国政府介入美国国内数据信息与网络的一个工具。

目前,特朗普主要联合卢比奥、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采取类似“非传统”的方式展开对美国政府人事与规则的“再造”,其诸多内外政策已显示出某种“颠覆性”。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卢比奥,实质上都是铁杆的“反华”、“反共”人物,两者均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比如,针对华为与中兴的制裁,使这两大公司迅速地陷入巨大的被动,中兴甚至连具体某个高层职位都被美国政府指定要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商务部委任前联邦检控官霍华德(Roscoe Howard)出任合规代表),对中兴生产与合规进行监控。此外,特朗普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全、最综合的外国投资审查法案的“现代化”,即FIRRMA。这表明特朗普更偏重从规范角度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进行设计,并施加强有力的制裁,在其任期内,TikTok出现了巨大的存续危机。卢比奥一直是TikTok的坚定反对者,甚至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其政治活动包括在国会提案的重点目标就在于否决TikTok在美的合法性,并持续阐述其国家安全威胁,在舆论上对TikTok展开施压。由于中美关系走向竞争,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TikTok面临了严峻的存续危机。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以及TikTok在美国本土采取司法诉讼和政治游说,当然主要的幸运是由于2020年民主党的拜登当选,TikTok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尽管TikTok通过在美的经营政策调整(如数据存储在甲骨文),积极展开对美国高级别议员的雇佣和游说、并对各州拟实施的禁令进行司法诉讼(如在2023年5月对蒙大拿州的诉讼),同时调整全球经营策略等方式,力图实现在美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然而,在2024年4月,美国议员提出对TikTok “不卖即禁”法案,最终获得拜登的签署(当时国会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通过议案),即在特定的时期内TikTok需要在美国以商业出售的形式转移所有权和控制权,否则会被排挤出美国市场。

由于拜登签署了对TikTok的禁令,一般而言,总统行政令有完全的法律意义与权威。从目前算起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2025年1月19日,如果联邦政府的禁令没有被司法推翻,TikTok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存续危机。2025年1月20日是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日。所以大概率,TikTok的处理权限会由特朗普政府接管和控制。就职之初,特朗普显然无法回避TikTok议题。此前大部分国会议员以及拜登均对TikTok表达了强硬立场。在TikTok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个议题上,美国政治精英整体上是持肯定说的。但美国法律具有相对的权威性,这是TikTok可以依赖并使用的唯一手段。2024年5月8日 ,媒体称TikTok美国业务的运营公司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已向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提起诉讼。TikTok的运营方在起诉书中主张 “禁止TikTok明显违宪”,但实际效果待观察。

美国面临深刻的国际秩序转变,这同样会反映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调整上。美国过往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内外政策,目前正突显变化,包括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角色和政府影响下的产业政策,而这种调整也带来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立法和司法等的深刻变革。一个主线是美国的政治与司法更趋向于保守,倾向于回归到 “国家安全”和“本土产业利益”为中心,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并服务于强势领导人,并不绝对遵从传统的“宪政”精神与宪法权威。特朗普需要聚合联邦与州政府的力量,共同应对美国所谓的“竞争对手”,而通过个体权威和党内骨干,较易于贯彻特朗普的个人意志。另外,当前美国国内掀起对巨型跨国公司的反垄断和拆分潮,总体局面对跨国公司并不友好,TikTok再以司法手段力图对冲拜登的行政令,可能会面临与过往完全不同的司法环境与结果。

特朗普新的获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甚至整个美国出现了政治激进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偏向。历史的“巧合”正将TikTok推到中美关系的前沿。特朗普政府会如何看待中国在美的存量资产?比如涉及军工的中航工业、涉及人工智能技术(数据)与大众娱乐的TikTok、涉金融产业的中国银行?作为中国直接投资,这些实体将首先承受特朗普对中国政策的转变以及政治压力。

中美正默契地推动相对“脱钩”,而且两国均在构造自主可控的经济体系,审查并排除对方在军民两用和数据领域参与和融合可能带来的一切国家安全风险。中美关系的重置预计会在特朗普新的四年任期内基本完成。一个在关键技术领域走向弱依赖,而在生活消费品上保持沟通与要素流动的中美商业关系,正在经由高关税和投资安全化而塑造。对TikTok而言,司法起诉可能面临不可靠前景,或者说其边际效应不足以媲美过往诉讼,尤其是2020年8月起诉联邦政府那种类似的结果可能很难再现。相应地,直面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诉讼失利或陷入僵局,甚至是新的天价罚款,可能会让TikTok疲于应付,尽管其用户可能不会减少,但这种高压的安全化和“淘汰”压力是巨大的,单一的TikTok难以承受的。

对特朗普而言,打击和削弱TikTok可能成为其向中国直接投资和中国政府发出的新信号,借助制裁和排挤TikTok进而全面升级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规范,或存大概率。对TikTok而言,无论是妥协还是抗争,这一次的“机会窗口”并不多,毕竟过往可行的路径均已尝试,但依然回归到原点。TikTok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应对美国政府可以以极低成本否决其合法性的做法。幸运能否再次降临?总体看比较难。这与TikTok拥有的海量美元财富和在美国庞大的律师和政治游说团队关系不大,而与中美关系的大势、战略竞争以及美国政府为匹配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变而采取国内政治、产业和安全动员的关系更为紧密。

客观讲,一场由头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美国政府参与的政商关系博弈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司法体系和联邦政府如何应对TikTok?中国政府如何再次介入?这或成为中美关系即将到来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风向标”。当然,一切拭目以待。

王英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与国家安全、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事务对接微信号:porsche9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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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百人百访”全球高级对话栏目主创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等,自2021年5月起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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