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总指挥、旗手傅斯年（字孟真），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北大蔡元培校长、胡适教授、陈独秀教授、李大钊教授等风云人物，都器重关怀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傅斯年对这些恩师也敬重，关键时刻有力挺。
李大钊调解傅斯年和许德珩的矛盾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傅斯年内心燃烧着熊熊的正义之火！他常说，“现代中国之有蔡先生（孑民），好比两千年前之有孔子；在北大同学当中，他虽不敢比拟颜渊、子张、子夏各及门弟子，但是子路亦不坏。”
据台大教授孙德中观察，傅斯年以子路自居，“只佩服子路的一个‘勇’字，不肯‘见义不为’而已”；“他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愿意而且欢喜做愚笨而得罪人的事”。（孙德中《孟真先生的个性》）北大师弟何容确认，“傅孟真学长曾自称为蔡门中的子路；但是他又说他是Most un-蔡孑民-like。”（何容《对“卯”字号前辈的一些回忆》）
在《陈独秀案》一文中，傅斯年与国民党大唱反调，不仅力挺入狱的陈独秀教授，还声援曾在北大帮助他创办《新潮》刊物的李大钊教授。点明李大钊就义前行为，“虽是共产党员，然他是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之人”；就义缘由是“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就义时间是“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据此综合判断：“他虽是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
在北大求学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受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三位教授影响最深。他和李大钊很有渊源，交往频繁，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创办的《新潮》杂志，编辑部就设在北大图书馆，是李大钊热心支持的场所。他回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在当时几乎是我们一群朋友的俱乐部，在里边无话不谈”，“常有的一种放肆的空气”。（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
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文中对此有印证。当时北大学生经常聚合的场所有两个：其一，北大一院二层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常在，称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语，以南方人为主；其二，北大一院一层楼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称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语，以北方人为主。
每天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高朋满座，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聊天没有时间观念，总以尽兴为止，“两堂”之间经常相互串门。天天泡这“两堂”的学生，只有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个人，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新潮社编辑部和李大钊的主任室就隔两个房间。
傅斯年和许德珩虽为同窗，关系不睦，但两人都敬重李大钊。李大钊出面调解两人矛盾，智慧地“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国民》与《新潮》才不闹人事纠纷”。
许德珩晚年回忆，“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又“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从而加强了北大学生间的团结”。（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
《新潮》、《国民》两社的成员拧成一股绳，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李大钊的调解，缓和了傅、许两人以及各自领导的新潮社、国民社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也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
傅斯年响应李大钊传播社会主义的文章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也是与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号称“南陈北李”。
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中国最早的一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是研究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三名篇之一（另两篇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文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针对“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乐观地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告诫人们，“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
正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明显受李大钊此文的影响，四个月后撰文响应，标题就是《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9年1月1日发表于《新潮》创刊号。开篇就表明，“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预测“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
傅斯年在《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文中，继续肯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俄国在大战前也是世界最旧的。但一转之后，为最先进。”
无情的事实证明，青年傅斯年对此过于乐观。苏联和斯大林不仅输出革命、输出“思想”，而且吞并他国领土、侵犯他国主权的丑行不胜枚举，与“最先进”差距很远。例如，1939年8月、9月，分别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勾结瓜分波兰。
又如，1941年4月，与日本法西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在条约所附的《共同宣言》中，以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承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外蒙古。二战时，有23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多为德、日侵略或扶持的傀儡政府，其中就有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苏联是唯一一个中国的盟国承认伪“满洲国”。
再如，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这是邓小平的批评。1989年5月16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之际，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会谈，当面算“历史帐”表达不满。
北大教授公葬李大钊
苏共、苏联的结局凄惨，“十月革命”之后74年，众叛亲离，落魄谢幕，不值得丝毫同情。“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恰恰是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的真实写照。
曾经的教师爷苏联所走的社会主义是条死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遭受沉重挫折。“文革”浩劫之后，痛定思痛，终于通过改革开放获得新生，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石破天惊式的突破和创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一锤定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提出“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给予傅斯年启示。不满两个月，他就针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鼓动“去兵”、“废兵”，认为“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按：原文译为工本主义）替代Militarism（按：原文译为武力主义）──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傅斯年《去兵》）
李大钊被捕后，被酷刑反复折磨，但决不说出中共地下党的任何机密。1927年4月28日，他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年仅38岁。经笔者向中国国家博物馆询核，李大钊遇害时的绞刑架，已成为该馆收藏的文物。
李大钊一生节俭，疏财助人，从容就义后家境寒酸，夫人患病，无钱下葬，灵柩在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停放六年。1933年4月，北大教授们深感他为信仰献身之壮烈，不论政见，发起公葬。
据刘半农撰写的《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傅斯年是13位公葬发起人之一，其他12位发起人是：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蒋梦麟、樊际昌、刘半农、钱玄同，每位发起人捐款20元。有文章称，这张捐款清单保存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经笔者向首都博物馆询核，并未收藏。还有北大同仁未发起公葬但捐款，如李四光、郑天挺各捐10元，马寅初捐20元，梁漱溟、鲁迅各捐50元等。
4月23日，李大钊出殡。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副巨大挽联。上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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